这样一来，原来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华人，慢慢地也在区域管理方面有了更多的权力和责任。
作为交换，他们也从当地手里，拿到了更多的经济特权，甚至是鸦片、烈性酒、烟草之类的征税权。就这样，当地政客手握政治权力，华人精英掌握经济命脉，两方密切配合，形成了运转有序的合作模式。而这种合作模式，一旦形成，就好像有了惯性，渐渐地反倒成了一种默认的历史传统。
聪明的东南亚政客早已意识到，只要能利用好这些善于经商又有政治依赖性的华裔富豪，对于巩固统治实在是好处多多。这才有了如今这一个个响当当的“亚洲教父”。
2. 教父开银行，自制“提款机”
可能是因为和政治权力关系太密切，而东南亚的政局又太动荡，一直以来，教父们都很难从欧美的银行贷到款。
怎么办呢？不少教父们就看准了东南亚国家在银行监管上面的漏洞，另辟蹊径，琢磨着自己来开银行。
东南亚地区有个类似的特点，那就是高储蓄率，老百姓普遍勤俭节约，有点积蓄都往银行存。
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里，银行存款平均每年递增20%以上，另一方面，政府对于银行的管理却十分宽松。比如90年代中期的印尼，只要你交个1200万美元的入会费，就能办一个自己的银行，吸纳存款。
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教父们几乎可以在零监管的环境中开银行。
开了这个银行，就好比自己家搁了一台自动提款机，老百姓源源不断地往里面存钱，而教父们只用付一点点存款利息，就能把这些现金拿来自己用。你说吓人不吓人？
邱德拔
比如新加坡的前任首富邱德拔，他就跑到马来西亚去开了一家银行，短短六年就开了一百多家分行，这其中大部分的钱，都贷给了他自己。后来，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了问题，强迫他放弃控制权。邱德拔就转移阵地，又跑去文莱开银行，继续给自己贷款。就这样，一直持续了20年，直到文莱苏丹的儿子，也就是文莱的太子来查账，他的行为才被曝光。
3.教父的“奴隶”经理人
在东南亚，教父们最主要的工作经常是在高尔夫、“红白喜事”、请客吃饭中完成的，处理好人际关系、政治势力，搞定关系到核心现金来源的许可证才是头等大事。
